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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神爷图库图源历史时期宜城境内汉水河道的变迁与堤防
发布时间:2020-01-09        浏览次数:        

  今汉水经襄阳城后,屈转南流,经习家池东、观音阁南流,在今襄阳县南境欧庙镇以东形成一个河曲,至宜城县北境复转东南流。襄阳城以南至今余家湖河段除上述蔡洲(今大旺 洲)向东并岸之外,受到地形的限制,应无变化

  今本《水经注沔水篇》(卷28)记沔水(汉水)经襄阳城、屈而南流后,又迳桃林亭 东、岘山东,“又东南迳蔡洲,又与襄阳湖水合,沔水又东南迳邑城北,沔水又东合洞口,[经]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沔水东南流迳 犁丘故城西,其城下对缮洲,秦丰居之,故更名秦洲。沔水又南,与涑水合。水出中庐 县西南,东流至邔县北界,东入沔水,谓之涑口也。[经]又南过邔县东北。沔水又南过猪栏桥,沔水又南得木里沟水。[经]又南,过宜城县东。”按:今本《水 经注》的这段记载颇多错简,石泉先生证之已详:(1)洞(白)水应是今之白河下游(古道)及唐白河,则“沔水又东,合洞口”句当在经文“(沔水)又东过襄阳县北,又从县东曲西 南,淯水从北来注之”句下,在沔水转南流之前②。(2)经文“(沔水)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及其以下注文的有关记载,原应列在前文山都县部分之后,乐山与隆中部分之前。(3)涑水与襄水(襄阳湖水)为同一条水,即今之襄渠,则前引注文中“沔水又南,与涑水合。水出中庐县西南,东流至邔县北界,东入沔水,谓之涑口也”句当与“襄阳湖水”条合,置于“襄阳湖水”条下③。弄清了这些错简之后,我们注意到,汉水在过襄阳城之后,基本上是南流,只是在犁丘城西为东南流,至邔县复为南流(经文云“又南过邔县东北”,则实际上此段沔水亦当偏东)。这表明汉(沔)水在襄阳城以南并没有象今汉水那样有两个较大的弯曲。因此,我们认为《水经注》时代的汉水在襄阳城以南并非如今之汉水那样弯曲,而是较为平直地南流(略偏东)。也就是说,今欧庙以东的河曲是后来形成的,在《水经注》时代并不存在。

  2000 年 7 月,我们曾与部分同学在欧庙地区进行了一次地理考察和社会调查。在调查中,曾多次听当地群众谈到汉水河道古时曾在今欧庙镇以西。潼口村的黄大爷(80 岁,早 年读过十多年的私塾)讲了一个“水绕黄龙”的故事:“当年”张天师经宜城沿汉水北上, 经过黄龙观下,“三朝三暮,仍见黄龙。”张天师以河道如此弯曲,航行不便,乃以长剑直划而过,将河曲取直。按:今黄龙观位于黄龙山下,王家沟水西侧。这一传说反映出汉水河道曾经过黄龙山下。黄大爷还明确说到汉水故道曾经过扎(又名李家店,属章洲村,在潼口南,王家沟水在村西与潼口河相汇)、黄家桥(在潼口北,属黄桥村)、杨家营

  ① 据襄樊市水利局陈工程师介绍: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丹江口水库建成后,习家池、观音阁一带河道有缓 慢向东摆动的趋势。2000 年 7 月 10 日,鲁西奇调查记录。

  ② 参阅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1~375 页。

  ③ 参阅石泉:《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 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260~277 页。

  (属王树岗村,在黄龙观南)等自然村。欧庙镇党校的刘校长介绍说:直到 50 年代,欧庙以西、王家山沟两侧东西二、三里宽的地带还多为低洼的潮湿沼泽之地,基本上没有耕种。在 1:5 万 的大比例尺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60 米的等高线恰恰位于黄龙观以下的王家山沟两侧,其中间低于 60 米。而王家山沟上段在王家庄南的海拔为 62 米,在张家营南为 60.9 米。据此,我们推测汉水故道曾在今欧庙镇以西,王家庄、曹家湾、黄龙观、柳林桥、黄家桥、潼口、李家店一线,其流向与王家沟水大致相同(今王家沟水经过整治,已成为农用干渠)。 结合石泉先生关于宜城段汉水河道变迁的考证,可知:汉水河道在经过潼口东之后,当继续东南流,越过今汉水河道,经宜城王集、连泗洪、南营、龚垴一线,转南流,在万杨洲一带与今河道重合①。(见图 1,襄阳县欧庙一带汉水河道的变迁)。

  当时的汉水河道既在今河道之西,则《水经注沔水》篇所记之黎丘城即当位于今襄阳县欧庙遗址②,秦洲(缮洲)在黎丘城之下(南),则当在今欧庙镇以南不远处。据此记载, 此洲在西汉末年已可居住,并成为秦丰的一个军事据点,则其存在已甚久。

  《水经注沔水》篇记汉水过邔县后,“又东,迳猪栏桥。”说明当时的汉水河道在今欧庙以南不远处即转向东流,与今河道西南流、在宜城小河镇东复转东南流不同。说明这一段河道古今当有变迁。关于《水经注》时代今宜城北境之汉水河道当在今河道之东,石泉先生论之已详。他指出:今龚瑙西边的大沟,东南经万杨洲西南方,通往汉江;往北则通往南营,过土城南,上通王集,直至庞居东南方。结合文献材料与实地考察,可知这条大沟曾是汉水故道③。结合前考当时欧庙段河道在今河道之西的结论,可知当时的汉水河道在今襄阳南境欧庙镇以南、宜城县北境小河镇之北转向东流,河道在今河道之东(图 2 宜城县境内汉水河道的变迁)。

  今本《水经注》在沔水过邔县之后的有关记载错误很多,石泉先生对此已有详细的考订④。据石先生考订之后的《注》文,汉水在东流经猪栏桥后,又“南得木里水会。”木里水,“楚时于宜城东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汉南郡太守王宠又凿之,引蛮水灌田,谓之木里沟。迳宜城东,而东北入于沔,谓之木里水口也。”按:汉晋宜城县,据石先生所考,当在今小河镇东南不远之汉水东岸,木里水口更在其东北,则亦当在今河道东岸。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此处连用二“南”字,说明当时的汉水在木里水口、宜城县城一带已转为南流。夷水,即鄢水,据石先生所考,当即今潼口河,其下游北支即今潼口河及其向东南延伸入古汉水部分,而南支约自今宜城罗家河顺今汉水河道过红山头经宜城县城附近入汉水。换言之,《水经注》时代的汉水河道当在今宜城县城东万杨洲一带与今河道相会合。

  ① 参阅石泉:《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 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306~311 页。

  ② 欧庙遗址座落在欧庙镇东端,以前地势较高,是一台地,现已被削平。其范围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 约 400 米。遗址东端有一条约 3 米深的沟渠,自断面处可见距地表 10 放以下有厚约 1~1.2 米的文化层, 内含大量陶片。由水沟两侧集采的标本较为丰富,地表亦间可见到残砖断瓦。遗物的年代,初步判断自东 周至东汉,也有部分六朝时的遗物。当地群众盛传此处以前一一古城,乃一土夯筑而成,平面呈规则的长 方形,南北长约 3500 米,东西宽约 2000 米,四面各开一门。至于城所存在的年代,则不能详。石泉先生 认为此遗址即秦汉至六朝时之邔县所在(见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277~280 页)。我们赞同石先生 关于古邔县在今欧庙地区的见解,但对其具体位置则有不同看法。我们通过调查,并结合对有关文献记载 的分析,认为这个欧庙遗址并非古邔县之所在,而可能是黎丘城;古邔县的位置,则当在其西面不远处的 邹湾遗址。邹湾遗址东距 207 国道 0.7 公里,潼口河绕其西部流过,西北部地势平坦,东南部称“寨子” 或“新国寺”,为一较高的河旁台地,焦枝铁路纵穿遗址中部。遗址范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1500 米,东 西宽约 750 米,文化层厚约 0.5~1.8 米,内含大量残陶片,并发现附近有地下水管道。从采集标本判断, 该遗址包括战国与汉代两个时期的遗物,二期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分界线。距遗址不远,还发现一座西汉砖 墓(参见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59 页;《襄阳、宜城 几处东周遗址的调查》,《江汉考古》1980 年第 2 期)。据正文所引《水经注》,犁丘城在当时的沔水之东, 其西之沔水为东南流,此与欧庙遗址正合。犁丘城下对缮洲(蔡洲),也正与欧庙一带的地貌条件相符。邔 县故城则在当时的沔水之西南,亦正与邹湾遗址的方位相合。

  ③ 参阅石泉:《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 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308~310 页。

  ④参阅石泉:《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古 竟陵城故址新探》,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308~310,127~157 页。

  古汉水河道在今宜城县东与今河道重合后,“又迳鄀县故城南,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按:此处虽不言汉水流向,但由上下文观之,当为东流(或东南流,否则鄀县无以“南临沔津”)。“沔水又东,敖水注之。水出新市县东北,又西南迳太阳山,西南流迳新市县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迳襄阳鄀县界,西南迳狄城东南,左注敖水。敖水又西南流,全班人为什么要探测火星?丨念客问1230303扬红公式水论坛 答,注于沔,实曰敖口。”显然,此段沔水为东流,古敖水,流行说法据《隋书地理志》竟陵郡蓝水、川二县原注下有敖水县、滶川郡及滶陂等,而认定敖水即今钟祥县北境的直河①,然据本段《水经注》之上下文考究,古敖水实当在石城之北、汉晋宜城县东南,相当于今宜城县东境的莺 河。今莺河在雅口南入汉水,附近已是河谷,不可能有山,疑此处之古汉水河道当略偏东, 转南后之河道亦当在今河道稍东处。

  竺可桢著名的研究成果表明: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处于气候的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代 高出 2℃左右;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到12世纪初,加剧转寒,直至15世纪进入小冰 期。尽管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做了一些补充或修正,但总的说来,唐代温暖期的 存在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学术界的共识。至于唐中后期气候向干冷方向的深化,有的学者指出: 气候的演变显然非常缓慢,而且出现过多次反复,其演变过程显得无序,没有明显的规律与 方向②。就汉水流域而言,唐至北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气候要比现代温暖,其降雨量也应 比现代大③。由于降雨量大,汉水流量相应地也当比现代大,洪水对河岸的冲刷强度也就比 较大,因而汉水中游河道的摆动和河道中沙洲的涨消流移也应比较频繁。李隲《徐襄州(商)碑》云:“汉南数郡,常患汉水为灾,每至暴雨漂流,则邑居危垫”。④说明在唐代汉水中游 各州县常受汉水泛溢之苦。汉水既屡泛溢,洪水对河岸的冲刷必巨,河道在河谷内的左右摆 动与必较为频繁。但诚如上文所言,由于摆动的幅度较小;且靠近城邑的河段已筑有堤防,河道受到堤防的束缚,故摆动多发生在远离城邑不为人所重的地方,从而在文献中较少留下 记载。但由现存记载中,我们仍可以窥见部分河道发生摆动的痕迹。如:《元和郡县志》卷 21 山南道二襄州“宜城县”下称:

  本汉邔县地也。城东临汉江,古谚曰:“邔无东”,言其东逼汉江,其地短促也。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以胡人流寓者,立华山郡理之。后魏改为宜城。周改宜城为率 道县,属武泉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属襄阳。皇朝因之,天宝元年改为宜城县。汉水,在县东九里。

  按:《元和郡县志》所记之宜城县的前身是南朝宋齐梁时(公元 457~555 年)的华山县,西魏末、北周、隋至唐初贞观八年(公元 555~634 年)的汉南县,贞观八年至天宝初(公元 634~742 年)的率道县,其县城即在位于今宜城北境小河镇附近的大堤城,石泉先生考之已详⑤。大堤城原本“东临汉江”,《元和郡县志》并引“邔无东”之古谚为证;然同 条下则云当时的汉水“在县东九里”。今存文献中未见有此一时期宜城县城迁址的记载,则只能说明在同一期内汉水河道发生了一次改道,向东摆动了大约九里(唐里)。据前所考,《水经注》时代这一段汉水河道既在今河道之东,此次改道更向东摆动,则河道当已贴近东 岸的丘陵岗地的边缘。据宜城县水利局调查:汉江东岸的庞居(在小河镇东北,西与襄阳县欧庙

  ①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 77 湖广三安陆府钟祥县“直河”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342 湖北安陆府山 川“敖水”条。

  ② 参阅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中国科学院中国自 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卷》,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张丕远、王铮、刘啸雷: 《中国近 2000 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 辑)》第 24 卷第 9 期。

  ③ 参阅拙作《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1~305 页。

  ⑤参阅石泉:《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见 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280~299页。

  隔汉江相望)至土城(在鸡鸣山西麓,海拔 60 米线上)一带山麓石坎上,至今仍可见到古代行舟时的纤道,与纤索磨出的痕迹,说明汉江故道曾临近这条线,而且为时较长。同治《宜城县志》卷 1《方舆志》“汉水”条云:“质之载籍,稽之故老,大约昔日水行县东鸡鸣山下,诸滨河处纤痕犹存。《下荆志道志》所云宜城堤故道绕凤凰山而下,距城二十余里是也。明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一夕改移鸨潼河。”我们认为这条汉江故道可能就是唐中后期至宋元时期的河道,直到明中后期才改道鸨潼河(见下文)。《元和郡县志》的此条记载既说宜城“东临汉江”,复云“汉水在县东九里”,形成前后矛盾,似乎可以反证此次改道可能正发生在《元和志》版籍前不久(见图 2 宜城县境内汉水河道的变迁)。

  向东摆动后不再经过大堤城的汉水河道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北宋时当仍然如此。成书于 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 145 山南东道四襄州宜城县“大堤城”条称:“今县城也。其俗相传为大堤城,至今不改。”此言“其俗相传为大堤城”,显然当时其地已无大堤,这也间接说明当时的大堤城也不临近汉江。后来宜城县城由大堤城南迁至今址,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推测大堤城距汉水已远、不在汉水岸边,从而逐渐衰落,可能也是原因之一①。

  南宋时期,气候向干冷方向演化的趋势已相当明显,汉水中游河道因流量减少而出现大量的浅滩。哲学家陆九渊知荆门军(今荆门)时给他的朋友章德茂的信中说:“今之旱势可畏殊甚,襄鄂之间泝江之舟鳞积滩底,旷旬淹月而不得进,汉上雨暘可见于此矣。”②这里汉水的涸浅显然与长时间的干旱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汉水河道边滩众多,妨碍了航运。他在另一封给张元善的信中说:“若谓以舟致之襄阳,则江汉湍浅,旷日持久。当涨溢时,风涛险悍,类不可行。”③蔡戡《论屯田札子》亦云:“鄂州至襄阳泝流而上二千一百里,滩浅水急,非两月不可到”④。陈造《赤口滩》诗也说:“汉江多恶滩,赤口乃其最”⑤。李曾伯《出师经理襄阳奏》则曰:“自郢至襄水程七百里,素多滩险,虑防抄截”⑥。乾道七年九九月,户部郎中、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吕游问也奏称:“郢州至襄阳尽是滩渍,寻常纲运有三两月以至半年不到者。”⑦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当时的汉水河道存在着众多的浅滩,对于于航运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河漫滩的发育势必会赞成河曲的发展。宋人文献中已颇多感叹汉水弯曲的记载。曾经为官荆襄的曾巩曾感慨汉江行舟之艰:“我行江汉道苦恶,十步九折遗西东。况遭积雨驾高浪,沙翻石走相撞舂 。”⑧陈造《过樊村》诗云:“襄鄂二千里,何啻三百湾。风色九顺逆,左往复右还。舟行已三日,沿流不作艰。”⑨诗文自然需讲求字词对仗,也难免有数量上的夸张,但这些诗句仍反映出当时至少在襄阳钟祥间的汉水河道是十分曲折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是汉江河曲发育的一个重要时期。

  上文已考证《水经注》时代襄阳以南至欧庙一带的汉水河道并非如今之汉水那样弯曲, 而是较为平直地南流(略偏东),流经今欧庙以西而不是如今河道那样流经欧庙以东。然则, 此段汉水河道何时由欧庙以西、王家山沟一线,迁移至欧庙以东?换言之,今欧庙以东之汉

  ①宜城县治迁至今址的时间,据上揭石先生文考证,当不出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之间。至于其迁治的原因, 则未涉及。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6 册,第 5628 页。

  水河曲是何时形成的?由当地群众传说的情况看,其时间不会甚早。万历《襄阳府志》卷45《文苑》录“前人”所作《将至潼口阻风二日戏题》之一云:“朝发鹿门道,暮望潼口陂。”

  又亦为“前人”之《潼口夜别陈襄阳洙,时余阻风》句云:“同为羊叔郡,独下鹿门滩。”按: 明人之所谓“前人”者,当为明以前之宋元时人(很可能是元人,见下)。这说明在明以前汉水河道曾经过潼口(今河道在潼口东五里左右)。又,成书于隆庆年间(四年,1570年)的《天下水陆路程》记汉江水路,也多经过潼口驿①。然明末天启年间(六年,1626年)成书的《天下路程图引》汉江水路即不再经过潼口驿,而只有陆路才经过潼口②。至乾隆二十五年成书的《襄阳府志》则明确记载,潼口驿已废③。据此,我们初步判断汉江欧庙段的这次改道当发生在隆庆至天启间,亦即 1570~1626 年间。

  汉水河道由欧庙西转移到欧庙东之初,其位置当在今河道之西,可能紧靠欧庙(今汉水 河道东去欧庙约 7 公里)。据当地群众说,几百年前欧庙是紧靠汉水的。今欧庙以东、新开 的较低洼田地下面大都是淤沙。这说明在近四百年里,欧庙以东的汉水河道在缓慢地向东移 动,河曲逐步发育,才慢慢形成的。至于这个河曲形成的时间,则当不出乾隆二十五年至光 绪十一年间(17601885 年)④。

  如前所述,唐后期至明嘉靖年间今小河宜城段的汉水河道当在今河道之东,贴近汉东 的丘陵边缘,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始改徙鸨潼河。关于此次改道,最早的记载见于万历《湖广总志》卷 33 水利二《宜城县堤考略》,其文曰:“江故道绕龙凤山而下,去城二 十余里。旧有使风、龙潭二港接大江,流灌入城濠,然未闻为城患也。迨嘉靖四十五年九月, 江溢,直冲迎水洲而下,改徙鸨潼河,新洪逼城五里许。又由使风、龙潭二港冲洗南北城楼。 自此,水涨径撼城堤,殆无虚岁。”《读史方舆纪要》卷 79 湖广五襄阳府宜城县“汉江”条 引《水利考》云:“沔江故道绕县东四十里之天龙山,县东南四十里之凤凰山而下,去城二十余里。”其下所记嘉靖四十五年之改道与前引万历《湖广总志》同。则嘉靖四十五年汉水改道使原来绕龙凤山南下的汉水向西移动约十五里,距县城约四、五里⑤。

  鸨(宝、保)潼河故道今已不可详考。前引诸志并称鸨潼河在县东五里(或四里),同治《宜城县志》卷 1《方舆志》“津梁”栏称宝潼河渡在县东七里,则鸨潼河故道当在今河道略西处。又,当嘉靖四十五年宜城北境汉水河道改徙鸨潼河时,上游欧庙段河道尚在欧庙以西,则汉水河道过欧庙后,当基本上东流(偏南)流,触土城一带低山边缘折南流(略偏 西),直冲迎水洲而下。当洪水时,并得倒灌使风、龙滩二港,遂使宜城县城受到直接威胁。这一河道弯曲太过,势不能久,故隆庆、天启间上游欧庙段首先改道东徙至欧庙东,并缓慢地向东摆动。

  鸨潼河道延续了百余年,至雍正二年(1724 年),“洪又移行万杨洲东,而鸨潼河淤成

  ①如卷 3 记“湖广布政司至所属府路”之“北至襄阳等府路”,由承天府(今钟祥市)石城驿经鱼料驿、苏 苏湖驿,水百二十里至潼口驿,复水路百二十里至襄阳府汉江驿;卷 5“南京由大江至陕西西安府水陆” 之汉江水路亦经过潼口驿。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8、155 页。

  ②参阅卷 1“徽州府由景德镇至武当山路”(按:此路水陆路并行,而自潼口驿至观音阁三十里,复三十里 至襄阳,则必为陆路无疑)、卷 2“湖广省城至襄阳府陆路程”,见前揭杨正泰校注本,第 363、451 页。

  ③乾隆《襄阳府志》卷 4,山川,“潼口河”条;卷 14,兵卫,“驿铺”栏“潼口水驿”条。

  ④乾隆二十五年成书的乾隆《襄阳府志》卷 4 记汉水经襄阳城后,南过凤凰滩、鹿门滩,之后东流在小河 口接纳维水(潼口河),说明欧庙以东的河曲尚未形成。光绪十一年成书的光绪《襄阳府志》卷 2《舆地志》 则称:汉水经襄阳城后,东南迳东津湾,又西南至观音阁山麓,又南过石灰窑、刘家集,又东南流转至鹿 门滩,又西南流经篙望,又南至小河口入宜城界,显然今欧庙以东的河曲已经形成。

  ⑤天顺《襄阳郡志》卷 1《山川》宜城县“汉水”条称“汉水由襄阳经县东北七十里,入安陆州界。”说明 当时汉水河道距宜城县城相当远(“七十里”之数不能尽信)。万历《湖广总志》、《襄阳府志》、《读史方舆 纪要》并称汉水在县东四里或五里,说明汉水已西徙鸨潼河。然今存抄本嘉靖《宜城县志》(据嘉靖四十二 年刻本抄,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上《山川》“汉江”条也记载说:“在县东四里”,则与上述各志所记嘉靖四十五年汉江改徙鸨潼河后方距县城四、五里不合。一般而论,嘉靖《宜城县志》在前,当可信,但正文 所引万历《湖广总志》所记详细可信,实难以否定。而今存嘉靖《宜城县志》则为抄本,脱误之可能性甚 大;且同栏下即有“鸦(当为鸨字之误写)筒河”,称在县东五里。如果此前汉江已改徙鸨潼河,则此 处鸨潼河不当另列;而且两河仅有一里之距,亦不可解。故今不从《县志》。

  熟地数千亩,与万杨洲合而为一,而洲东之洪竟抵官庄。”①按:万杨洲在今南营乡南之汉水 东岸,官庄更在其东南,则此次改道当在今河道之东,万杨洲、官庄以东。乾隆《襄阳府志》卷 4《山川》云:汉水自小河口入宜城境后,南迳羊祜汊,“汊在汉东,有古城堤,地名东洋古城。”说明汉水已直接经过小河镇东,而非如嘉靖时那样河道更在其东。乾隆《府志》复云:汉水“又东南流,为(倒上洪)[连泗洪]滩,迤南为古河,亦名宝潼河。”按:连泗洪在今南营北,其西北不远处有古河口,则雍正、乾隆间之汉水河道经小河后,东南流,经连泗洪、南营至万杨洲、官庄。同治《宜城县志》称官庄渡(即望江集)东有古汉道,当即指此。

  同治《宜城县志》紧接着雍正改道复云:“其由罗家河东行者过涟泗洪,历五车渡、楚王城,抵韩公渡,而分东西流:东者则抵官庄渡,西者则绕淤洲嘴而与细流合。淤洲者,乾 隆间于卧虎崖下礶子滩淤成巨洲,一洼细流,竟洲嘴乃达于汉”。按:罗家河在今小河镇南不远处;据同治《宜城县志方舆志》“津梁”栏,五车渡在县北十五里,当在今连泗洪与南营之间的五车里一带;韩公渡,在县东十里,在今南营乡韩公村。则这条河道就是前述之雍正改道,而并非两条河道。这条河道在韩公渡分为两支:东支抵官庄渡者当即所谓“洲东之洪”,是主河道;西支当自韩公渡西南流,大约经安家垴西,与淤洲西侧流出之细流合流后至官庄南与主洪道合。按:卧虎崖,《读史方舆纪要》谓在县北二十里,礶子滩在崖下;同治《宜城县志》谓同治时的汉水经上峰寺、小营、罗家河至礶子滩,则卧虎崖、礶子滩在罗家河稍南处。淤洲是在礶子滩的基础上淤积而成的,形成于乾隆年间,当即今之巴家洲一带。淤洲形成后,其西有一条细流,其东则为汉水主泓道。由韩公渡所分之枝流与此细流合流后复入于汉,则韩公渡分出之枝流在雍正间当并不存在,只是在乾隆以后才出现。换言之,上引同治《宜城县志》所说在韩公渡分为两支的情况实际上是乾隆间的情形。因此,在乾隆年间淤洲形成后,主泓道虽仍由罗家河东行,经连泗洪、韩公渡、官庄以东,东南流;而在淤洲之西则有一条细流,在韩公流又由主洪分出一条枝流,西南流与细流汇合后,复合于主洪。

  嘉庆初(1796 年),“汉水数涨,遂经巴家洲循卧虎崖直流迎水洲,复鸨潼河故道,而涟泗诸洪皆成沙岸,万杨洲之外洪亦淤。”②汉水河道又由罗家河回复到嘉靖末的鸨潼河故道。同书卷 2《建置志》记此事云:“嘉庆元年,匪乱,部贼焚烧县境,守将侍卫乌什哈达令决 城东里堤口,引东濠水通西南两池,防贼环攻。会外堤剅口岁久塌陷,是秋汉涨,洪西徙,水由两河口流入,浸损堤址。”则此次改道除自然原因外,还有人为因素。按:此次改道,只涉及巴家洲以下,其上则仍沿雍正、乾隆故道。换言之,此次改道实际上是由罗家河东行之河道改徙鸨潼河故道,而并非全部恢复嘉靖至雍正间的河道。

  嘉庆改道后约六十年,至咸丰年间(1851~1861 年)这一河段再次发生重大变迁:“又 冲破罗家河旧口。初则水涨时仅通小艇,今则激成巨洪。南营故市皆没于水,即鸨潼河亦非 昔日村落,而茅草洲昔被水蚀移于三汊港者,又淤出沙洲,距市数里矣。其下之护架洲等处 皆渐蚀渐远,几归故道。”③这一段河道又大致回复到雍正乾隆河道,但又不尽相同。同治《宜城县志》(成书于同治五年,1866 年)卷 1《方舆志》称:汉水过小河口后,“又南,为上峰寺,为小营,为罗家河,有支流由此东行。又南,为礶子滩。此滩在卧虎崖下, 乾隆间淤成巨洲,一洼细流,尽洲嘴乃达于汉,今则溃为巨浸,直抵迎水洲矣。其由罗家河 东行者,上流犹昔日故道,过涟泗洪滩则不循故道,折而西至南营里,过燕家营,出龙家沟 口,至迎水洲合流南下,为宝潼河,对岸为万杨洲。”则此次改道一方面是恢复了罗家河故道,只是在连泗洪之下转西南流,经南营、龚垴至迎水洲(而非如雍正乾隆时那样继续 东南流经官庄东);另一方面,则是乾隆年间形成的淤洲西侧的细流逐渐扩大,“溃为巨浸”。 这

  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两条河道并行的局面:一支由罗家河东行至连泗洪复转西南流,一支则由罗家河东南流,大致与今河道相当。二支在迎水洲汇合后,则基本沿鸨(宝)潼河故道南流。其中西支较宽,当是主泓;东支较窄,当系支汊①。

  此外,据同治《宜城县志》卷 1《方舆志》记载,在卧虎崖下有所谓“新河”:

  新河者,汉江老洪新开之汊河也。在城东护城堤外,北自卧虎崖分支,西南流 太平冈东,绕使风港今名段家河,南下龙潭港。又南为紫阳港,港在紫盖山之 阳也,至乐善桥,磨珠湖导西冈水流注之。由是而下,护城石堤所自起。堤岸甃水 石龙首二,故名龙头。过彭家三道石桥,东为马家巷。南历屈家沟、轭头湾,西折腊树园,木里沟水由朱栏桥来会焉。过苏湖桥,为苏家站。又南过孝 友铺,东流,梅家湾注黄家沟口,抵牛家埠北,复归于汉。

  此“新河”不知开于何时,乾隆《襄阳府志》卷 4《山川》宜城县“屈家沟”条称:“见新抄册,县东四里,乃城东大堤外新河也。”而嘉靖《宜城县志》卷上《山川》则称屈家沟“在县东半里许,自龙潭港东流入汉水。”则新河是在使风、龙潭二港的基础上开挖的,大约乾 隆前期已经出现。这条新河可能时常淤塞不通。同治《县志》续云:“新河在县境出汉入汉,上下历三十余里,中流当城三面,附近堤郭,为县关津冲要。虽原派之太平冈东曾经淤积土阜,今汉洪迁徙无常,卧虎崖嘴水啮过半,将来通塞正未可知。《县志》载此河经流,零星脱落,等之蹄涔行潦,未免漏忽。今特履访故址,详其起止,表而出之,以便稽考焉。”则其时新河实已不存。

  上述河道变迁主要集中在宜城北部与中部。六合高手论坛 广西手机报12月9日下午版。实际上,宜城南部璞河瑙以东一带也是典型的泛滥平原(参见图 3,宜城璞河瑙附近河谷地貌),汉水河道也曾发生过摆动。同治《宜城县志》卷1《方舆志》“津梁”栏记载,县南五十五里处有“干河口官渡”,曾是“汉洪故道,今淤。岸西为郭家岗、仙家庄,岸东即昔柳林套,今已迹没,土人称为安家洲。洲外干河出口即昔左旗套水塘,今亦被水啮”。以月刘家集官渡,在“县南六十五里,东渡淤洲,为杨家洲、刘家洲,昔汉洪走洲营中,今已淤合。”“倒口官渡,在刘家集南五里,为蛮河汇汉处。南渡蛮水,东流汉江。南岸为石羊滩,接连钟祥之芝麻滩。汉水于此分东西洪,西洪东南淤为樊村洲嘴;东洪东岸即木香港、皇鱔等处港,南属钟祥。” 按:安家洲,当在今璞河镇东之郭安村一带,今已并入西岸;郭家岗今名轩庄;在郭安与轩庄之间有一个小自然村今名东干河,原名干河;刘家集、刘家洲均在轩庄南,属八角庙村。倒口今名岛口,在蛮河北岸。说明这一段汉水主泓原曾在今河道之西,大约在今汉江堤以西,郭海营、护洲、孙家店、王洲、刘家集、岛口一线。同书卷“山川”称:汉水“又东,迳茅草洲、果河口,水东,为郭海营,东抵干河口,汉故道也。”此称干河为故道,显已淤废;但又屡言刘家集、左旗套水塘等处常为水啮,说明在洪水时仍有水流通过。同治《县志》复曰:“自流水沟至倒口,水中淤洲曰安家洲,族姓不一,钟、宜杂处。洲西南抵干河口,口西葛藤湾;东南为龙王洲、护驾洲,今俱半为水啮。竟口最远者则樊村洲也,俗言四十五里樊村洲。”然光绪《襄阳府志》“宜城县舆图”中安家洲西侧已无河道,说明至光绪初,这条河道已完全淤塞,只是在樊村洲仍分为东西两支。

  南朝时期,汉水中游一带最著名的堤防是位于今宜城北境的华山郡大堤城之“大堤”。 《宋书》卷 37《州郡三》雍州刺史“华山太守”条:“华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

  ① 这在同治《宜城县志》卷首舆图“宜城舆地全图”中即可清楚地见出;至光绪十一年刊刻的《襄阳府志》 卷 1《舆地志》“宜城县舆图”,更可见出东支只是一条支流了。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 亦遣世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 蓝田。绚曾祖因为符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族三千 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则康氏宗族之南来在刘宋永初中(420~423 年),而华山郡之置则在宋孝武帝大明初(457 年),其间经历了三十多年,居地也可能略有变动(初居于襄阳之岘南,后居于大堤村、城)。《太平寰宇记》卷 145 襄州“宜城县”条称:“宋大明元年,以胡人流寓者立华山郡于大堤村。”则在大明元年置华山郡之前,此地即有“大堤村”之名。《宋书》卷77《沈庆之传》记载: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武陵王刘骏(即后之世祖孝武帝)出镇雍州,沈庆之以随郡太守“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堤不得进。”同书卷83《宗越传》附《武念传》记此事甚详:“世祖临雍州,念领队奉迎。时沔中蛮反,世祖之镇,缘道讨伐,部伍至大堤、岩洲,蛮数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则元嘉中此地即以大堤为名。推测此堤之创筑大致不出刘宋永初至元嘉中二十多年时间内,而大堤之筑与大堤村、城之立,显然与康氏宗族之南来有密切关系。

  南朝时期大堤城及其大堤之所在,石泉先生考之已详,谓当在今宜城市北三十里小河镇之东,或已沦入今汉水河道中①。此处之有古城堤,在后世文献中尚有踪迹可寻。宋曾巩《元丰类稿》卷19《襄州宜城县长渠记》称:“宋孝武(永初)[大明]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嘉靖《宜城县志》卷上“城池”栏“故宜城城”条云:

  在县(西)[东]北三十里。汉置宜城县,始此。后为山水冲崩,遂迁郾子国,即今之县治是也。宋孝武(永初)[大明]元年,筑宜城大堤为县,周围十一里。

  同书卷中“古迹”栏“古城堤”条称:“在县北三十里,地名东羊祜汊,迹存。”《读史方舆纪要》卷 79 襄阳府宜城县“汉南城”条亦云:

  则华山郡城依大堤而立城,故有“大堤城”之称。如果嘉靖《宜城县志》所记确当,则此城规模甚大,其大堤亦当有一定规模。嘉靖《宜城县志》卷中“走马堤”条记在县北十五里有走马堤一道,“自故宜城抵汉江,三十余里,亦古走马之地。”颇疑这一道走马堤也是南朝时 华山郡大堤之组成部分。《宋书州郡志》记华山郡著籍户为 1399,口5342。然前引《梁书康 绚传》称,康氏宗族初迁时即有三千余家;永元初(501年),康绚举郡追随萧衍起事,“身 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则华山郡户口殷盛,完全有能力修筑较大规模的堤防。

  华山郡大堤城及其大堤颇为知名,六朝乐府《襄阳乐》、《大堤曲》中多有吟唱。《旧唐书》卷 29《音乐志二》“襄阳乐”条云:

  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 歌谣因作之。故歌和云:“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 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产为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号《襄阳乐》。” 其辞旨非也。

  刘诞所歌之“大堤”距襄阳有一日路程,显是宜城北境之大堤。又,梁简文帝所作《雍

  ① 石泉:《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见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0~299 页。刘宋时大堤城之在宜城北境小河镇之东,于此还可以补充一个证据。正文所引《宋书武念传》称世祖“部伍至大堤、岩洲”,则大堤与岩 洲相近。考《宋书州郡志》,南天水侨郡治于岩州,其地在今宜城东北境之汉水东岸,自古无异辞。岩洲即在此,大堤当与之相对,处汉水西岸。考虑到当时的汉水河道在今河道之东,推测岩洲即位于当时汉水 东岸的山地边缘,故有岩洲之称。

  宜城断中道,行旅极留连。出妻工织素,妖姬惯数钱。炊彫留上客,贳酒逐神仙。①

  所留连之地也是宜城之大堤。盖其地因“胡风蛮俗”之影响,多艳歌伎乐,前揭严耕望先生 《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文已有详论。至梁末太清三年(549 年),湘州刺史张缵转任雍州 刺史,由荆州经大堤赴襄阳,所经之“大堤”亦即宜城北境之大堤城②。质言之,南朝时著 称的“大堤”当是指今宜城北境的华山郡治大堤城及其附近之大堤,而非指襄阳境之汉水堤。

  宜城城始于宋孝武永初元年,筑大堤为之,周廻十一里,历代仍旧③,岁久颓夷。国朝成化间,知县郭泰因刘千斤乱,筑土城二里许御之。弘治二年,知县海澄 覆以瓦;十年,知县王绪建四门楼;十六年,知县林典辟马道,帮城脚,立冷铺。正德六年,知县朱崇学因刘六等贼逼境,创制砖城,周廻八百丈,高一丈五尺,匾望江、凝晖、来远、拱辰四门,濠周廻九百丈,深一丈许,阔称之。嘉靖三十年,汉水溢,破城西、南、北三面,当道陈公、雷公省灾至县,拓城跨城西岗以避水患,添设小南门,知县郝廷玺、教谕陈德举实董其事。然城垣单薄,嘉靖丙寅、隆庆辛 未仍被水冲,知县雷嘉祥尽撤朽蚀,甃以新砖,而以旧砖实之,周廻五里三分,高一丈七尺,基广三丈,面阔丈余,城门六,各有楼窝铺若干座。城外旧有堤约七里囗[许],嘉靖间,知县景一阳、张凤起修筑;复溃,雷嘉祥加阔一丈,高七尺。又自城北角至小东门增土堤长一百八十弓,阔六尺,沿堤植柳以固之。

  按:在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 年)汉水改道鸨潼河之前,宜城县城并不临汉江(汉江去城二十余里,考详上节),故县城并不直接受到汉江洪水的威胁。明前期宜城县始终未筑城垣,直到成化元年(1465 年)才创筑土城,而且其规制甚微,且其目的是为防备动乱,这反映出明前期宜城县城较少受到汉江洪水的威胁。但至嘉靖中期,汉水虽尚未西徙,但已频繁泛溢,可能即开始在城外修筑堤防。前引万历《襄阳府志》称“城外旧有堤约七里囗[许],嘉靖间,知县景一阳、张凤起修筑”;而郝廷玺纂修的嘉靖《宜城县志》卷上“城池”下称,“嘉靖三十年秋七月,汉水泛滥,没堤冲城,荡覆民居”,则宜城县护城堤当筑于嘉靖元年 至三十年之间(1522~1551 年)。

  嘉靖四十五年汉水改徙鸨潼河之后,“新洪逼城五里许,又由使风、龙潭二港冲洗南北 城楼,自此水涨,径撼城堤,殆无虚岁。”④故隆庆间雷嘉祥主持对旧堤加以维修加固,并增 筑土堤一道。万历二年(1574 年)又将此堤加高五尺,并设立警铺⑤。万历六年,知县张相 在堤外激冲之处,“间甃以石,自紫阳观而南,复接旧堤。以后时加修补,水遂不为患云”⑥。万历十年大水,“知县张鸣冈甃新堤以砖,植柳于堤下。二十年,知县梁雍重修。”⑦

  宜城县护城堤之位置,当在县城之东北面绕城东以迄于城东南面。嘉靖《宜城县志》 卷上“城池”下录郭貊《拓城记》称:宜城“东、南、北三面俱临汉水,每泛滥,辄为所伤。” 非谓宜城县城三而紧临汉水,而是指汉水泛滥,洪水可直抵县城之东、南、北三面也。但汉 江洪水自县城之东北方向来,故县城东北、东面遭受冲击最重。隆庆中知县雷嘉祥自城北角 至小东门增筑土堤一道,也说明县城东北方向堤防最为重要。光绪《襄阳府志》卷9《建置志四》“堤防”称宜城护城堤“在县东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明后期宜城县城

  ① 《乐府诗集》卷 48,《西曲歌中》,“雍州曲”三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05 页。

  周长也只有五里稍多,护城堤有七里许,故其位置当不仅局限于县城之东北,当延亘至于城东乃至东南。

  明代修筑的宜城县护城堤,至清代仍在发挥作用。乾隆《襄阳府志》卷 4《山川》宜城县“屈家沟”条称:“见新抄册,县东四里,乃城东大堤外新河也。”此城东之“大堤”当即自城东北绕城东至于东南面的宜城护城堤。同治《宜城县志》卷 1《方舆志》谓新河“在城东护城堤外”,而乐善桥乃“护城石堤所自起。堤岸甃镇水石龙首二,故名龙头。”龙头,在今宜城市区东部。或因为宜城县城毕竟不紧临汉水(清代雍正、嘉庆咸丰间宜城北境汉水河段虽多次改道,但最近的河道距县城也有五里,考详上节),宜城护城堤的维修情况较少见于文献记载,但也因此而未受到较大破坏。嘉庆初,宜城守将乌什哈达“令决城东里堤口,引东濠水通西南两池,防贼环攻。会外堤剅口岁久塌陷,是秋汉涨,洪西徙,水由两河口流入,浸损堤址。” 护城堤才开始受到较大破坏。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汉水襄陵、堤身陷裂,编户节次葺补。”①至同治中陆公堤修筑之后,护城堤乃基本推动作用,遂渐圯而不修。

  陆公堤,因为宜城知县陆祐勤主持修筑而得名。光绪《宜城县续志》卷上《建置志》堤防“陆公堤”条云:

  沿汉东西两岸,西自卧虎岩至龙王洲,长七十余里,计六万余丈,高一丈至三 丈不等,厚一丈六尺。又自龙王洲至葛藤湾,筑堤二十余里,高厚如之。东自古河 口至万杨洲,长十五六里,高厚如西岸。同治九年县令陆祐勤兴筑,十年完工。

  卧虎岩在今罗家河稍南处,龙头乡太平岗红山头村;龙王洲,或即今之璞河镇王洲村;葛藤湾,在今璞河镇轩庄村之东南。则汉江西岸堤约自宜城县东北之太平岗附近起,至轩庄稍南止,蜿蜒近一百里,几乎包括了宜城县境汉水西岸的全部。东岸堤则较短:古河口在今南营北、新星村稍南,万杨洲即今之万杨洲,全长不过十五六里。

  光绪《宜城县续志》还记有沟堤与蛮河堤两道。所谓沟堤,即木里沟(木渠)堤,“自 黄家沟口,上至苏湖桥,长十余里,高厚如河堤。”黄家沟口,即木里沟北支入汉之口;苏湖桥,当即今宜城市区南之苏家站。沟堤亦为陆祐勤主持修筑。蛮河堤则“自葛藤湾起,至璞河脑止,长十余里。”同治四年(1865 年)知县杨钧主持兴修,直到光绪十年才完工(参见图 4,清后期宜城境内汉江堤防示意图)。

  与襄阳、樊城堤防及兴化新镇堤之功能主要是保护城镇不同的是,宜城陆公堤、沟堤、 蛮河堤均是为保护农田而修筑的。光绪《宜城县续志》卷上《建置志》“堤防”云:“宜自两 渠(引者按:指长渠与木渠)湮废,西冈袤百余里弃为石田,惟滨汉两岸地尚为膏腴。然旧无堤防,水涨辄横决倒灌,如云之稼,尽输河伯,农夫望洋兴嗟,十年而八毗陵。陆分甫下车,问民疾苦,知并渠之民苦旱,滨汉之民苦水,愀然不安于心,思所以拯其饥溺而拔诸水火。”因此,宜城堤防的人力与经费来源也很不相同:“夫按亩出,粮由夫带,不派一钱,不雇一役,督率者各因其乡之士。”采用的实际上是传统的水利兴修办法,显示出与樊城、老河口之类繁荣市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红鹰网站,http://www.zhihe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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